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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青年的福音:零加班的时代有望来临

作者: admin 时间:2018-07-04 来源:未知
摘要:时隔70年的重大改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6月29日参议院通过工作方式改革关联法案后,作出如上评价。由于该关联法案已在5月31日获得众议院的通过,所以此次参议院的审议通过也标

  “时隔70年的重大改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6月29日参议院通过“工作方式改革关联法案”后,作出如上评价。由于该关联法案已在5月31日获得众议院的通过,所以此次参议院的审议通过也标志着安倍政权最为重视、倾力最多的“工作方式改革关联法案”正式实施,日本今后的工作方式将迎来重大的变革。

  

  劳动力不足是不争的事实

  

  日本人口减少而导致的劳动力不足已是不争的事实,其对日本未来持续发展的掣肘也愈加明显。日本厚生劳动省在今年发布的《厚生劳动白皮书》中指出,2017年,日本15岁至64岁劳动人口约为5871万人,而到了2030年则将降低为5494万人。

  尽管如此,日本在引进移民问题上依然存有较大分歧。日本经济新闻在今年4月做了一项关于外来移民的民意调查,其结果显示:“赞成”和“反对”引进外来移民的比例均为42%。不过,在具体年龄层上,日本年轻人则积极“支持”引进外来移民,而65岁以上老人则“反对”。通过引进外来移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日本劳动力不足的境况,但由于执政党自民党的主要支持群体是中老年选民,所以日本政府在移民政策上仍然较为保守。

  如此一来,在劳动人口不足以及国民不完全赞成引进外国移民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只能选择改革工作方式,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日本生产性本部去年12月发布的劳动生产率国际比较报告显示:日本人平均每小时的劳动生产值为46美元,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35个成员国中位居第20位、在七国集团中居最后一位。

  因此,日本政府在改革工作方式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还有巨大的操作空间。今年1月22日,安倍晋三首相在国会开幕的施政方针演说中,就将“工作方式改革关联法案”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志在使其获得最终的通过。

  当然,除了改革工作方式外,日本国会稍早前还通过了将成年人年龄从此前的20岁下调至18岁的民法修正案。这不仅是改变了自明治时期以来有关“成年人”的定义,而且还释放出了一定的劳动人口。因此,这也可以算作是安倍政权改革工作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

  

  限制加班应对“过劳死”

  

  此次在日本国会获得通过的“工作方式改革关联法案”主要包含3大主题,即设定加班时间上限、实现同工同酬消除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之间的待遇差别,以及将部分高收入岗位排除在工作时间限制对象之外并设立“高度专业制度”。

  同时,该关联法案是由《雇用对策法》《劳动时间等设定改善法》《劳动者派遣法》等8部法律组成。尽管围绕设立“高度专业制度”在日本国内颇受争议,但是设定加班时间上限、实现同工同酬则具有积极意义。

  在加班时间问题上,日本政府这次作出了更为明确的规定,即加班“原则上每个月上限45小时,每年上限360小时”。考虑到有些企业每年会有繁忙期,所以规定繁忙期“加班每个月不能超过100小时(包括休息日工作),2个月至6个月内平均在80小时以内,全年在720小时以内”。

  如果企业违反规定,那么用人单位管理层将面临6个月以下监禁,或30万日元的罚金。这是日本政府首次就加班问题设立明确的法律约束。日本大企业将从2019年4月1日开始执行关于加班时间上限的规定,而中小企业则将于2020年4月1日开始执行。

  加班问题长久以来都是日本难以彻底祛除的社会顽疾之一。事实上,日本企业经常加班并非完全是因工作量太大、人手不足所致,而是一种文化习惯使然。一家企业如果不经常加班的话,那么会让人觉得这家企业的效益不好、随时可能倒闭,所以就导致了无休无止的加班,营造出一片繁忙的假象。

  笔者认识的两位在日企工作的朋友就经常吐槽无聊的加班,明明可以通过提高效率完成的工作,总是要故意拖延到在加班时段完成。除此之外,频繁的加班也造成日本“过劳死”问题越加严重。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近五年来,每年因“过劳死”或“过劳自杀”的人数始终维持在200人左右。因此,日本政府此次通过立法限制加班时间上限,不仅是充分抑制了日本企业员工的长时间工作,而且也为应对“过劳死”问题划了一个清晰的红线,保障了劳动者的个人健康与生命。

  

  实现同工同酬具积极意义

  

  实现同工同酬消除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之间的待遇差别,同样具有积极意义。由于日本至今未走出“失去的二十年”阴影,且日本企业近年来多次受经营丑闻、创新力不足等影响使得竞争力低下,由此导致大多数日本企业为降低经营成本而大量招聘临时工与合同工,企业中正式员工比例有限。

  据统计,在日本企业中,临时工、合同工等非正式员工约占总数的40%左右。尽管安倍晋三首相此前曾吹嘘“安倍经济学”刺激日本就业率上升,但这主要是日本企业对临时工、合同工的招聘需求上升所致,而招聘正式员工的数量依然较为有限。

  在日本,非正式员工与正式员工一样,从事相同的工作、肩负相同的职责,但是在工资收入、出差补助,以及医疗福利等方面,非正式员工的待遇要低很多。笔者以前在东京一家饮食店打工的时候,尽管和正式店员做同样的工作,但他的时薪却是笔者的3倍以上。换句话说,同工不同酬这样不公平的现象在日本是非常普遍的,不只局限于日本大企业中,甚至在普通的便利店、饮食店里也广泛存在。

  从这个角度而言,日本政府此次以法律制度确立的同工同酬、消除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之间的待遇差别,可以说具有极强的正面意义,并且能够充分调动日本劳动者的积极性。日本大企业将从2020年4月开始导入该制度,而中小企业则将从2021年4月开始导入。

  

  “高度专业制度”最受争议

  

  此次在“工作方式改革关联法案”中,最受争议的就是设立“高度专业制度”。所谓“高度专业制度”是指,对一部分需要高度专业能力且高收入的岗位,不再以工作时间,而是以工作成果作为评价标准,且将他们排除在工作时间限制对象之外。

  日本政府拟将年收入在1075万日元(约64万人民币)以上,从事金融证券分析、研究开发的群体作为适用对象。“高度专业制度”在落实过程中,首先必须获得个人的同意,其次还必须得到公司管理委员会的批准。日本政府设立该制度的本意是,让那些有专业知识才能的人不受工作时间的限制,为企业和社会作出最大的贡献。

  尽管日本政府设立“高度专业制度”的初衷是好的,但是该制度也存在明显的弊病。一方面,该制度易助长长时间工作的风气。由于“高度专业制度”并不是以工作时间,而是以工作成果作为评价标准,那么企业将不需要为员工在深夜或休息日加班提供任何补助费用,并且还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有“高度专业能力”的员工长时间工作。

  另一方面,“高度专业制度”的具体适用对象还没有明确,不排除今后扩大的可能。在规定该制度的适用对象方面,日本政府拥有最终的决定权。

  除此以外,如上介绍“高度专业制度”在程序上需要个人与用人单位管理层的同意,但是个人在企业面前的话语权有时候很低。日本社会十分重视集体主义,这也就意味着个人意志最终很有可能被企业“绑架”,即使个人不愿意参与,那么企业也很有可能以“集体荣誉”“公司利益”“社会发展”的理由迫使员工长时间工作。

  最后,由于设定加班时间上限、实现同工同酬是所有日企必须执行的规定,所以并存在太大的争议,但是在“高度专业制度”问题上,许多日企则持观望态度。朝日新闻在6月21日发布的一项面对100家日企的调查显示,只有6家企业“愿意”引入“高度专业制度”,31家企业明确表示“不愿意”引入该制度,而另有51家企业表示对该制度“不了解”。因此,日企今后是否会大范围地引入“高度专业制度”不仅会左右日本政府是否会扩大该制度的适用对象范围,而且也将影响日本劳动群体的工作状态。

  毫无疑问,“工作方式改革关联法案”会将日本人从繁忙的加班工作中解放出来,而且通过实现同工同酬也能最大限度地刺激日本人的工作积极性,日本上班族的生活也将就此发生改变。但是,该关联法案能否彻底解决日本劳动人口短缺的问题,依然有待观察。